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

□Vinod Raina（印度） KK Krishna Kumar（印度）
　Suthy Prasartset（泰国）Mini Sukumar（印度）
　MP Parameswaran（印度）　汪晖　黄平
　温铁军　吴国盛 　

印度的“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KSSP）名闻全球，1996年因“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而获得了被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这个奖项表彰对全球民生最有建设性贡献的实践经验，颁发时间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的前夕。2003年10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CSD）共同主办了“中国－印度乡村建设交流会”，邀请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四位核心成员与中国的专家、学者及对乡村建设有兴趣的人士一起交流，目的是以印度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为基础，交流和探讨中国和印度在乡村建设方面不同的思考和历史，并讨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以及适切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本刊征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同意，摘登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

编者

甘地对现代化的反思

VindRaina(物理学家、“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在开始谈甘地对现代化的看法之前，我想先谈一个问题。作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有时候可以很方便地用一些伟大的人物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作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把伟人说过的话放在当时的情境里面，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无论谈甘地、毛泽东或是马克思，都需要这种态度。

当谈甘地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甘地反对英国的殖民者，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在英国形成的，这就需要他改变他以前整个思想得以形成的那整套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甘地的思想中有很多矛盾和引起争议的地方。

甘地写的第一本书谈的就是印度的自治。他在《印度的自治》这本书里谈了印度发展的前景。甘地初期的著作较少系统、理论的分析，从他整个思想来看，他对于西方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保留的。例如，对于西方的科技，民主议会制度，还有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甘地的一些想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一些东西表示冷漠，并不是出于他与西方的矛盾，而是从其他方面得出来的。甘地很多时间在乡村，他的看法是：印度的未来并不在它的城市，而是在它的村落里面。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影响了他对各方面的看法，例如他就觉得，印度政治应是一个由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的制度。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民主政治更重要的并不是国会这种上面的层次，而是村会，就是乡村里面的代表会，乡村的代表会是政治制度的基础。

甘地提出地方自治的一个看法是，在乡村一级民主选举、民主参与的同时，需要发展地方自己的经济系统，使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可以在本地生产、消费。这样以乡村为中心、为基础，一个村一个村的延伸出去。这种延伸可以是和谐的和平的。1945年，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他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去除一个集中化的制度本身产生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效果。他的基本的提法是：我并不反对各种科技的发展，但最主要的方面――生活必需品，一定要能在本地生产，满足需要。

最近的十年、二十年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的很多东西，逼迫我们一定要重新寻找不同的看法，甘地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甘地当年谈的那种集中化的生产，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比较清楚地看到，全球的政治权力也慢慢集中到美国那里。在印度，中产阶级有一些获益，但是农民、工匠很多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这些情况实际上印证了甘地的说法，暴力内在于集中化的制度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些资源，包括甘地、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从他们的思想资源中，可能可以找到另一些东西。甘地和毛泽东有一些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共同的。

汪 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大概在六年前，我在香港听VinodRaina讲过人民科学运动，后来《读书》曾经介绍过这一运动。在Vinod Raina作报告的时候，我一面不断地想着他所讨论的甘地，另一面也不断地想到近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参加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好像是在1906年前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来到日本，主持《民报》。这个时期，章太炎学习梵文，研究佛教和印度教，与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交往，共同组织了亚洲和亲会。这个过程对他的思想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在1905到1907年这个时候，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展开一场有关革命与君宪的辩论，章太炎是当时同盟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同盟会机关报的主编。就是在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些在整个中国早期革命运动当中非同寻常的想法，引起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比如他一方面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激烈地批评民族国家，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也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观念。他支持共和一派的革命运动，但对当时的美国、日本的议会制度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在1907年前后，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的所谓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到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的前后，章太炎发表论文说，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国的话，革命党就应该解散，革命的军队也应该解散。他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看法在革命党当中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议和批评。从他的思想的方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11年革命前后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当中，是包涵了一个与刚才Vinod Raina谈及的思考类似的重叠的部分，一个相似的因素。

我再举另外一个后来在当代中国影响更大的知识分子，现在经常被说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梁启超。事实上，他的思想比一般我们所讨论的自由主义更复杂。在1902年以后，他曾经发表文章讨论地方自治。当时与他一起讨论地方自治的是他的老师，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康有为。康有为一方面强调中国不应该发生分裂，但另外一方面设想将自治权放在最基层的这一层级，而不是在行省这个层级。他觉得，如果在行省这个层级来实行自治的话，会复制出一个新的国家的逻辑，也易致分裂。因此，这个权力应该放在最基层的乡村的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这样一个制度里面。如果参照他们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地方自治的思想是和儒家知识分子长期思考的乡约、学校等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

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在他们早期的政治思考当中，也包涵了与Vinod Raina讨论甘地思想时的一个类似的逻辑，关于这个逻辑，刚才Vinod Rmna说，甘地对社会的未来和模式的想象不是从城市出发的构想，而是从乡村的想象里面来的。他对很多现代性的批评是从这样一个想象方式里面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思考里面，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的思想家那里，特别是二十世纪前期的、早期的思想家那里找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在中国近代革命过程当中，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次一次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相继出现，虽然许多知识分子继续探索乡村自治的道路、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对整个现代过程给予一个反思性的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比如说像梁漱溟；但更具有支配性的是另一个基本上越来越深刻的进程，即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框架中的进程。如果我们比较毛泽东与甘地的思想，如果我们也像Vinod Raina对甘地的理解那样，不但把他视为政治家，而且也视为思想家的话，他是一个高度重视乡村运动、农民力量的人，他不断地倡导和要求人们包括城里的人、知识分子去重新思考乡村，甚至接受乡村再教育。但是，另一个方面，当他制定一个现代化的方案的时候，很明显，乡村变成了一个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通向现代的通道。所以最终他的理念不再是完全基于乡村的，而是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毛泽东的思想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复杂许多。我觉得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运动当中，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在的一些矛盾，他的一些不断的思考，包含在他对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这些实践的倡导之中。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比较印度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甘地当时的讨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自己对甘地没有任何研究，可是因为要来扮演一个讨论者的角色，所以就去读一点关于甘地的书，其中最重要的是甘地的自传。从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阅读甘地自传的时候，我有两点非常强烈的印象，一个是我发现甘地的整个的论述(Vinod Raina刚才作了分析，放在跟西方知识和生活方式的某一种对比当中来形成这个分析，给我很强烈的印象)，他反复讨论的那些问题，完全是从个人的日常经验出发的，比如说他讨论了自己的家庭问题，包括婚姻、素食等(例如，他谈论不吃荤菜的过程很有意思。在开始素食之后，有一段时期，他受到了诱惑，也去吃了肉，因此他就叙述吃肉的经验和他最终决定素食的过程)。再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对于宗教的非常复杂的看法，刚才VinodRaina做了一个解释，刚好是我在读甘地自传的时候感觉到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他的所有日常经验与其宗教背景和宗教经验有非常深的关系，所以当他面对把基督教作为普遍宗教的欧洲思想，或者那种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作惟一的普遍的上帝的时候，他持有强烈的反抗的态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并没有背弃宗教，他反复强调的是宗教的重要性。宗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从这样一个真理的体验，对真理的理解以及与真理合一的过程出发，他要求的不是把我们日常世界中的宗教区别加以不断的分化，变成一个一个宗教的对峙和分裂，而是要通过这个对真理的体验，使不同的宗教能够相容。从这出发，从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的宗教的宽容出发，诞生了他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我觉得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当中，一个核心的重要的想法，非暴力抵抗的想法，跟他的宗教态度有很深的关系。

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偶尔想到中国的经验和理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章太炎曾经写过《建设宗教论》，许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梁启超在关于墨子的讨论的里面，都重新讨论宗教的意义。但所有这些宗教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我们通常说的某一个宗教的概念，而是要建立一个对于所谓的普遍的真理的态度。试图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形成一个人类相处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和世界和我们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在这方面，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章太炎在1911年发表的《齐物论释》。这部著作将道家和佛教唯识学综合起来，并融合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借助于对庄子《齐物论》的解释，重新思考整个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及其相关关系。可惜的是，像这样的思考在二十世纪的整个现代化运动当中，基本上处在不断的被遗忘的过程当中。在发展主义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所有这些思考遭遇困难、遗忘或否定是并不奇怪的，这与现代化的强大逻辑有密切的关系。刚才VinodRmna说，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遭遇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似乎又另有机会。在Vinod Rmna看来，民族国家的中心化的模式在逐渐解体或者转型，这一过程使得我们有可能重新来考虑这个另类的(如甘地)思想经验，并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和可能性。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很多无家可归者或者是大量的农民被抛人城市或是被抛到流离失所的境地，还有包括印度在内，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出来的新一轮的在宗教名义下产生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初期，包括甘地和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思考的现代性内涵的暴力结构，一次一次地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重新思考这个传统和这个经验，对我们来讲，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回答关于毛泽东的问题，这需要很多研究才可以。很明显，我在刚才的评论里也说中国跟印度(甘地)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没有印度那样强烈的宗教背景。毛泽东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上从事他的革命的，不过我们看毛泽东的思想，看《实践论》或他的一系列思想，道德完善这个主题很明显地是他的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政治是另外一回事，这里很难展开分析。不过文化革命的概念与内在的完善问题有关。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领袖，他在1949年亲手缔造了这个国家，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不过另一个方面，即使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之中，他也是有特殊性的，比如我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政党的第一个领袖，在某一个时期站出来反对他自己的政党，即在很大程度上批判他自己创 ．．．